宣德三年闰四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侵夺南甸、腾冲等处地方。沐晟上奏请发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官军五万人及各处土兵讨之。又奏老挝宣慰司刀线歹及宁远州土官刀吉罕恊助交阯，罪不可容。明宣宗认为：麓川之事，前已命你与西南等高层计议怎么抚谕。虽麓川作过必当威服，但念数年来征交阯，讨四川番寇，军民劳弊未甦，所以这次还是让你立即同云南三司廵按、监察御史再遣人招抚，如能顺服不必用兵，果执迷不悛，止调云南官军土军及木邦宣慰司等处夷兵勦之。老挝、宁远，亦不必深究。致使明朝在西南的威信大失，麓川亦大肆扩张，故有英宗征麓川之役。

张志淳在《南园漫录》指出，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，是一个正确决策。“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，然其主麓川一事，于国体、于利害、于忠臣义士之寃、于久远之计，自今观之，殊为有得。不然，则历今七十余年，为中外所坏，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，何以能帖然如此！”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，完全是杨士奇、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“隐蔽溢美”行状结果，“李（贤）遂据以为真，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，而不复考也”。李贤、杨士奇、王恕是著名的大臣，“于史、于事、于是非皆颠倒谬误，至终身莫之省”，“顾失实至于如此，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？良可叹也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