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仁宗性情宽厚，不事奢华，还能够约束自己，对待臣僚、侍从宽厚。谏臣包拯屡屡犯颜直谏，甚至唾沫都飞溅到宋仁宗脸上。但宋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，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，竟未予以怪罪。

有一次，包拯反对任命仁宗宠妃张氏（即温成皇后）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，宋仁宗便改命张尧佐为节度使，包拯愈加激烈地反对，带领七名言官与宋仁宗理论。

宋仁宗大怒道：“你们是想说张尧佐的事吗？节度使是个粗官，为什么还要争？”言官唐介越次上前，不客气回答道：“节度使，太祖（赵匡胤）、太宗（赵光义）都曾经做过，恐怕不是粗官。”

宋仁宗悚然，最终采纳了言官的建议。他回到后宫后，对张氏说：“你只知道要宣徽使，你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？”

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《宋论》中认为宋仁宗“无定志”。他认为，在宋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，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，都是屡进屡退，即使贤者在位，因不能安于其位，也无法施其才能，做出成绩。这样朝令夕改，一反一复，使“吏无适守，民无适从”，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，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。

谏臣蔡襄曾说他“宽仁少断’’。在庆历改革之初，蔡襄等人就曾提醒宋仁宗“任谏非难，听谏为难，听谏非难，用谏为难……愿陛下察之，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”。

总体而言，宋仁宗知人善用，在位时期，名臣辈出，国家相对安定，经济繁荣，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史家誉为“守成贤主”。史上有“庆历、嘉祐之治”之称，尤以“嘉祐之治”为多。